這是行動醫療要的未來嗎？

　　行動醫療團到來，除了忙碌以外，我繼續思考，重複當年出服務隊時的矛盾過程：當自己大言不慚地打著上山為原住民進行醫療服務的口號時，有沒有可能只是一個較長時間的打擾，甚至，是「服務污染」？
　　如果一切皆以成果論英雄，跳過不停修正的動機與謹慎行事的過程，不免失去厚道。但許多時候我們是這樣看的：統計數字、特殊案例、媒體報導。在揚旗大展的公關資訊背後，還有這樣的情緒被我聽見：當地護士的效率不佳、態度散漫，引來某醫師的情緒波動…
　　這次行動醫療團在個案準備的安排上，當地兩家醫院有著截然不同的規劃。除了原本就有醫師的眼科直接以醫師互作對口，其他科別，在伊拜醫院，都各安排了一位家醫科的對口醫師做協助；在馬久羅醫院，則是統一由門診護理長安排個案名單，每位醫師再分派一位門診護士協助翻譯。這樣的安排，是在我們將專科名單交出去之後，醫院內部運作出來的結果，依照此類模式運作，我們便沒有置喙的空間。如此一來，延伸而來的問題是，當有需要長期追蹤的案例與急需入院治療的病患時，如何以最不傷害彼此的模式提供患者最適切的服務？
　　聽過這麼一句話：「義診的目的，在消滅義診」。在這般雄心壯志的期許下，行動醫療團該視作外交事件或醫療事件，便值得玩味。
　　任何一位病患，當我們給出自己心目中認為是最「正確」的診斷，卻與原本患者所知曉的狀況有所違背時，患者是否會回過頭責怪之前的醫師？這是在「醫學倫理」當中始終被熱門討論的議題。回歸現實，在時間壓力與診斷工具的不足下，我們往往只能寫下「臆測診斷」，倘若該院沒有此瞭解如何醫治此類科別的專科（或次專科）醫師，追蹤與進一步的治療如此進行？更尷尬的是，假設繼續要替他們追蹤的醫師便是之前我們以為下了「錯誤」診斷的醫師，又情何以堪？而醫學的侷限性便在於，在初期，許多疾病所顯現的病徵並不足以提供夠完整的線索來完成診斷，總是拖到症狀比情緒還糟糕時，病患開始尋求其他意見，那麼，「事後諸葛」便是養成所謂「名醫」的最佳途徑。
　　知道了診斷真的比較好嗎？展現了一己專業真的對病人有利嗎？但回過頭想：退到原點，假使什麼都不做，任由日子依舊如此度過，難道又是對的嗎？
　　在馬國，有一點是令我感覺比較舒適卻罪惡的：相較臺灣的醫療文化，馬紹爾居民較為傾向去接受醫療的有限性，他們視死亡為更理所當然的歸宿，你會聽見他們在喪禮上開懷大笑，在急救現場的門外仍有人嬉鬧。醫療不是一門巫術或預言學，也不是魔法或超能力，當我們用了適切的抗生素，細菌便會繁衍出抗藥性；當我們用了最好的升壓劑去維持一位病人的機能，伴隨而來的便是龐大的經濟問題與病人直楞楞躺在我們面前再無法表達的當下。瞭解有限性，不是一種拒絕進步的消極態度，而是讓自己能對期望的拿捏多一些把握，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醫療。
　　但有時，這樣的有限性對於醫療從業人員，是種諷刺。當我們知道怎樣可以讓現實更好：總會有其他替代的藥、更嚴謹的無菌技術、更有效率的診療流程、更完整的治療計畫。而這些事情，卻是需要團隊合作才得以推展，讓我教育你、讓我提升你，讓我在幫助你的過程裡享受到無可否認的優越感。純粹的科學牽涉到人際互動與關係維持時，那些只想簡單替患者付出的熱情，便開始複雜了。
　　如何在兩難的狀態下，拿捏出最誠懇的態度去面對彼此，我想會是任何人都值得去學習的地方。